在毛泽东死后中国结束悲惨的文革时代，后来各种西方民主思想的通过缝隙涌入中国后，各种大型民主运动就随之爆发：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1979年的北京之春、1986－1987年的八六学潮、1989年的八九民运、这么多的呼喊民主，呼喊改革的抗争和包括中共体制内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为什么到最后会失败？这让我想起以前从书上看到过的一段文字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历朝历代的中国，从不缺改革者，也不缺改革的愿望。可惜的是，中国的改革，往往不是死于民间的反抗，而是死于权力本身。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那些被统治者赋予“改革”使命的人，最终往往发现，真正需要改革的，不是制度边角的弊病，而是赋予他们权力的那只手——皇权本身，极权本身。也正是这个发现，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王安石改革，触碰了既得利益；张居正改革，动摇了权贵阶层；晚清变法，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改革派一旦真正想触及体制核心，他们便不再是“忠臣”，而被视为“威胁”。这种机制性的自毁，决定了中国在封建与集权的体制下，几乎没有真正成功的改革。
这不是改革者个人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
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系统，无论表面多么开明，最终都不会容忍真正的变革。因为任何真正有意义的改革，都意味着权力的分散、监督、透明和责任，而这四个词，恰恰是极权者最惧怕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所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中共体制内都走向了悖论——它们只能在不挑战体制的前提下“动一点外壳”，一旦触及权力机制、制度设计、舆论自由、司法独立，那就触犯了“根本利益”，立刻遭到打压、清算乃至镇压。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痛苦的现实：真正的改革，永远不可能由体制内部自动完成。只有当人民真正觉醒、权力受到制约、公民社会崛起，改革才有生根的土壤，所以放下对中共的一切幻想，改变自己的内心，学会包容他人，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当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内心有颗文明的种子，那我们中华民族才有真正实现民族自由的希望。
赵杰
2025年3月5号
网络编辑：吕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