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杰 编辑：吕聪
大家好，我叫赵杰，一个出生在中国农村的小伙子。我的童年是在父母的爱包围下长大的。妈妈经常在我长大后给我讲小时候的事：我刚上学的时候，每次放学回家，她都会溺爱地问一句：“什么人回来了呢？”我就小嘴一撅：“中国人回来。”每次谈到这里父母都会开怀大笑。那时的我，对“国家”和“身份”充满了单纯的自豪。
在我看来，我是一个思想上成熟得比较晚的人。25岁之前，我就像个傻子一样无忧无虑，一切都听父母的话。父母不希望我离开他们，我就选择在洛阳上学，毕业后留在洛阳工作，在一个单位干了十几年。当时的我以为一辈子都会这样过下去，我挺满足于那时的生活。我不是喜欢冒险的人，这样的人生在我眼里很完美。
但25岁以后，我好像突然被打开了心智。我喜欢看历史，尤其对近代史非常感兴趣。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我开始看到一些关于中共历史的资料，这让我难以接受。2017年，我弟弟教会我使用翻墙软件，这真正打开了我思想启蒙的大门。最让我愤怒的是真实的天安门大屠杀。我想不明白，一个政权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民众。驱散有无数方法，他们却选择最残忍、最血腥的方式。看到那些大学生坐在天安门广场上，脸上写满了担忧和痛心，其中横幅上写着：“妈妈我很饿，但我吃不下去。”这几个字瞬间击垮了我。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我把这些视频、图片保存下来，时常分享给村里人。很多年长的人只是听说过邓小平屠杀过学生，但真实的画面是第一次看到。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爱国不等于爱党。可在那之前，我曾经是个完全相信宣传的人。看到辽宁号航母下水、歼-15战机起飞降落，我会激动到流泪，把中共和国家视为一体。
2018年，我第一次因拆迁接触到政府的黑暗。那一年，我被警察第一次关押。后来因为地方政府漠视人权，导致村里的三位老人自杀，让我的愤怒到达了顶点。从一开始的维护权利，我变成了痛恨政府、反抗政府。到2019年拆迁结束，我已两次被关押。期间发生了太多让我感到绝望的事情，我原以为只要低头生活就会好起来，结果却是更深的失望。
接着就是2019年12月爆发的新冠疫情，一直到2022年放开。这三年，我看到了太多的人性丑恶与政府腐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把这称为“习近平的新文革”。它不再是防疫，而彻底变成了政治博弈。这段经历让我从一个曾经为战机降落在航母上落泪的人，彻底变成痛恨这个披着天使外衣的魔鬼政权。
疫情虽然结束，但心理上的伤口无法愈合。我变得暴躁，在公司对同事发火，在家对家人孩子大吼大叫。每次发完脾气，我常常躲起来一个人哭。我控制不住自己，甚至常常无缘无故想哭，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感觉有把无形的刀悬在我头上，不知何时落下。我快要疯了。短短四个月，我从187斤掉到130斤左右。家人朋友劝我去体检，除了血糖和尿酸接近上限，其余没有大问题。但他们不知道，我早已陷入痛苦和绝望。
2022年12月，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走线去美国，还加入了一个微信群，里面全是走在路上或准备出发的人。我感觉那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但我害怕，尤其是要带着两个孩子。妻子却看在眼里，她说不想有一天孩子失去爸爸，她愿意赌上性命陪我出发。
2023年11月9日，我带着太太胡荣荣、女儿赵嘉悦、儿子赵嘉晨，从洛阳坐高铁到香港，转机去土耳其，再一路穿越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最终走线进入美国。人生第一次坐高铁，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离开家乡，就是为了踏上这条充满危险的路。
我总觉得在那片土地出生的人带着原罪。自从翻墙后看到更多真实历史，我更感到：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每当光明快要来临，总有魔鬼冲进来，让黑暗继续笼罩大地。中华民国败退台湾，中共走了进来，带来了最黑暗的时代。我害怕，我恐惧，就像那把无形的刀始终悬在我脖子上。我才三十出头，我不想一辈子活在黑暗与恐惧中。我不想让孩子接受仇恨教育、党国洗脑教育。哪怕堵上全家的性命，我也要逃出去。因为我的精神世界已经退无可退，唯有纵身一跃。
我知道我是有罪的。我恨那些践踏法律的人，却没想到自己也无耻地践踏了它。我没有为美国的民主自由付出什么，却要来享受它。我是一个无耻的人。但我仍希望美国给我一个机会。我想为我的国家寻找一条通向光明的路，哪怕现在的我这么渺小。
我爱我的国家，但我痛恨中共的独裁。我看到中国在别人眼里是独裁的象征时，我痛苦；看到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是自私、麻木、贪婪时，我惭愧。我想改变这些。中国今天的悲剧，中共是“因”，而我们每一个沉默的人，都是“果”。
反抗中共，反思自我，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看到中国的土地上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国家，愿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人，能早日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