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篇六十周年祭
作者：陀先润 编辑：吕聪
5月16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六十周年。在大陆，没有降半旗，没有官方表态，没有纪念馆开门，没有一篇悼文被允许在微信里转发。这种沉默常被解读为遗忘，其实恰恰相反——一件事如果真的过去了，纪念它并不危险。被严防死守地不许纪念的，往往是那些还没有过去的事。
所以这篇文章不打算写成“六十周年祭”。祭奠属于死者，属于结束了的时代。而文革从未结束，我们至今还活在它的周期里——只是把它换了名字，换了说法，换了一批受益者来主持。
在中共最高层里，公开、反复谈论文革会重演的领导人，几乎只有一个，就是温家宝。2012年3月14日，他在卸任前最后一场总理记者会上用了任内最重的措辞，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的命运。赵紫阳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就说过，应当通过改革使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法律化，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而此后这层意思被中共最高层公开强调，仅此温家宝一次。一句关于“防止文革重演”的党内共识，二十多年里只有一个即将离任的人敢再说一遍——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人意识到危险，而在于谁还被允许说出来。担心文革重演的也不止他一人：早在1977年，胡耀邦就警告“四人帮”卷土重来已不可能，但借尸还魂是可能的；山西省前省长于幼军也认为文革的土壤还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部分重演。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要么正在离场，要么已经离场。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温家宝自己后来的遭遇。2021年，他追忆母亲的长篇文章中再次提及文革，提到父亲在文革中被关押、停发工资、遭受野蛮“审讯”和打骂，这篇文章随即被微信禁止分享，媒体转载也被删除。一位前总理回忆自己父亲在文革中挨打，都不被允许在国内流传。这件小事，比任何宏大论证都更清楚地回答了本文的标题。
要理解为什么文革不能被反思，得先看清一个事实：今天主持这个国家的人，他们的青春、教育、经验，全部来自文革。文革开始时，大学停止招生，中学停课，工厂不招工，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积压在校，成为城镇剩余劳动力。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达1600多万，相当于当时约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迫下放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1600万人里，绝大多数永久失去了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但极少数人，靠着家庭背景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提前返城，成为国家干部。
习近平正是这条路径上最典型的人。“文革”开始时他读初中一年级，一生中接受过的全日制正规教育是小学六年加初中不足一年。2015年他回陕北时对家人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官方话语系统则把这段经历塑造成一种近乎神圣的资本——官方读本《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里，下乡同伴们回忆他在梁家河带头办沼气、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处事公正、热衷读书。这套叙事的核心，是把文革的一个子运动，也就是上山下乡，讲成“年轻人就该吃苦、就该到基层去摔打”的成长神话。
这就触到了问题的根。上山下乡在剥夺大多数城市青年继续受教育权利的同时，却赐予了极少数人不经考试就进入大学的特权；对这批人而言，他们既是被迫下乡的受害者，又是“工农兵上大学”这套荒唐制度最直接、最明显的受益者。同一场运动，对1600万人是灾难，对其中极少数人却是通向权力的台阶。于是文革就不能被认真清算：彻底否定文革，逻辑上就要否定它的子运动；否定上山下乡，就等于否定了今天这一整代领导人安身立命的人生叙事。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上台不久，就在中共官媒上重新肯定、吹捧“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等被邓小平时代彻底否定过的文革做法，2015年甚至有大陆作者公开撰文，称“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当一个人的合法性叙事建立在某段历史上，他就不可能允许那段历史被自由审视。反思文革，对他们不是历史问题，是个人问题。
再往深一层看：当权者不仅出身于文革，他们还在用文革的经验治国。文革的核心不是某些口号或服饰，而是一套统治技术——领袖个人崇拜、政治运动式治理、把法律踩在脚下、用群众斗群众、靠制造敌人来维持动员。这套技术从未被作为“技术”本身否定过。1981年的《历史决议》把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归咎于毛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利用”，却没有追问：是什么样的制度，能让一个人的错误持续十年而无法纠正？
这个追问，恰恰是当年党内外有识之士最关心的。独立学者曹思源当年就指出，十年都纠正不了一个领袖的错误，说明制度有问题，到现在为止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没变。《历史决议》把账算在“坏人”头上，正是为了避免算到“制度”头上——把灾难解释为个别人的道德问题，制度本身就被赦免了，同一套统治技术于是可以换个名义继续使用。薄熙来的重庆“唱红打黑”，曾经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预演。温家宝当年提到“文革”时期的混乱，听上去正是在严厉批评他在重庆发起的“文革”式运动。作家戴晴当时一针见血：就算打掉的真是黑帮头子，如果用的是专政的、一个人说了算的、不公开的、不可讨论的手段，目标说得再漂亮也不可信。薄熙来倒了，但人们很少追问：为什么这套手法在2011年的中国还能轻易动员起千百万人？答案是它从未真正退场，它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主持人。
现在可以回答标题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不纪念文革？不是因为它太久远而被遗忘。据不同学者估计，十年文革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约为200万到2000万人；北京“红八月”起多地发生大屠杀，刘少奇、彭德怀等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迫害致死，老舍、傅雷等大量知识分子受迫害身亡。这样规模的灾难，本该有最隆重的纪念。
不纪念，是因为纪念意味着审视，审视意味着追问制度，追问制度意味着动摇今天这套统治的根基。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时，官方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活动，有消息称中宣部发出禁令要求媒体不得发表文革相关内容；与此同时，对反思文革的文章和活动诸多限制，对歌颂文革的活动却不加干扰。这种不对称暴露了真相：被禁止的从来不是“谈论文革”本身，而是“否定文革”——因为彻底否定文革，会顺着逻辑一路否定到今天。
德国给出过另一种可能。德国官方和民间对纳粹罪行进行了深刻反思，纽伦堡完整保留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和集会场所，兴建纳粹资料博物馆，从“纳粹之城”“审判之城”演变为“和平与人权之城”，象征着国家罪行——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罪行——可以被审判。对照之下，毛泽东和共产专制不但没有被揭露清算，反而被歌功颂德，“毛泽东思想”仍被作为“指导思想”；如同严禁纪念六四一样，中共也禁止公开评论文革。纽伦堡能成为人权之城，前提是德国敢于把审判台搭在自己的历史现场。一个不敢搭审判台的国家，只能把现场永远封锁。
所以这不是六十周年祭。祭奠的前提是事情已经结束、有一个完整的过去可供哀悼。而文革没有过去——它的受益者在台上，它的统治术在运行，它的反思被禁止，它的子运动被歌颂，它的唯一公开警告者连回忆父亲挨打都会被删帖。我们不纪念它，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它的外面。我们仍在它划定的圆圈里走，只是大多数时候不抬头，看不见头顶那条没有断开的弧线。六十年不是一个终点，是这个周期转过的又一圈。要走出去，第一步不是哀悼，而是承认：我们还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