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磊 编辑：吕聪
最近，中国陆续通过了几部即将实施的法律。
在我看来，其中最值得关注、也与普通人切身利益关系最大的，是《国防动员法》和《医疗保障法》。
这两部法律看似一个涉及国防，一个涉及医疗，彼此毫不相关，但如果放在一起观察，却能看到一个共同趋势：国家权力正在越来越深入地介入个人财产、社会资源、医疗保障、信息传播乃至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国防动员法》：不断扩大的国家动员权
近年来，随着习近平对军队高层持续整肃，其对军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其野心想要统一台湾并不断制造台海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如果未来发生战争，中共需要动员的显然不仅不止是军队，而是整个社会。
现代战争需要车辆、企业、能源、通信、数据、交通、物资以及大量社会资源。因此，要提高战时动员能力，首先就必须在法律上扩大国家的动员权限。
因此新版《国防动员法》的一些变化值得高度警惕。
例如，国防动员所涉及的情形，从过去强调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进一步延伸到“国家发展利益受到威胁”。“国家安全”尚有相对明确的边界，而“发展利益”的含义则宽泛得多，可以涉及经济、贸易、能源、产业链乃至国际竞争。
这意味着，未来如果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严重的经济、贸易或战略冲突，这些矛盾是否也可能被纳入所谓“国家发展利益受到威胁”的框架，并成为扩大国防动员的重要依据？
这正是值得警惕之处。
与此同时，新版法律还将过去对民用资源的“征用”，扩展为“征收、征用”；过去所称的“其他物资”，也调整为“其他资源”。
几个字的变化，背后却意味着适用范围的扩大。
“物资”通常指车辆、设备、粮食和实物，而“资源”的概念显然更加宽泛。企业能力、设施、土地、技术、数据以及其他能够服务于国防动员的社会资源，都可能被纳入其中。
新法还进一步涉及国防动员所需的数据、信息收集以及动员状态下的信息传播管理。
换句话说，一旦进入国防动员状态，国家不仅可以调动军队，还可以更加深入地介入和控制社会资源、企业运行、个人财产、数据和信息传播。
符合条件的公民，还依法负有承担国防勤务的义务。
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国家可以决定是否发动战争，可以征收征用社会资源，也可以要求公民承担国防义务，而普通公民却缺乏真正参与重大国家决策的制度渠道，那么所谓“国家利益”，很容易最终演变成权力要求人民服从的理由。
二、《医疗保障法》：义务不断明确，公平问题依然存在
再来看《医疗保障法》。
医疗保障与每一个家庭都直接相关。
随着法律进一步明确参保责任，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
既然国家要求公民承担医保缴费义务，那么是否也应该承担同等明确的责任，保证医保制度公平、透明和有效运行？
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与此同时，“总加速师”正不断背离现代文明，开历史倒车，经济持续下行，就业和居民收入面临困难，而需要长期使用医保和医疗服务的人却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医保基金未来必然承受更大的压力。
但现实问题是，医保体系本身仍存在不少结构性矛盾。
首先是医保基金的透明度和监管问题。
近年来，各地不断查处医保骗保、虚假诊疗、药械回扣和医疗腐败案件。仅2024年、2025年，共追回的医保基金就达到五百亿元以上规模。
追回的钱越多，一方面说明监管有所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医保资金被违规使用的问题并非个别现象。
这自然会引出一个问题：
已经查出来的有这么多，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
对于普通缴费者而言，他们能够看到的是每年的缴费通知，却很难真正了解医保基金如何运行、如何分配、哪些机构获得了资金，以及违规使用后究竟由谁承担责任。
如果缴费义务能够通过法律强制落实，那么基金运行的公开透明也应该成为同样严格的法律责任。
三、医疗保障为什么仍然存在明显分层？
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同群体、地区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待遇差异。
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待遇不同；
不同地区的报销标准不同；
不同等级医院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也不同。
以我所在农村家庭最常见的情况为例：
在我父母在乡镇卫生院看病，报销比例大致在75%；进入县级、市级医院后，个人承担比例在65%；但到了省级大型医院我们能报销承担的比例最多就只有55%。
于是便出现一种现实困境：
病情越严重，越需要更好的医院；医院级别越高，家庭承担的医疗成本反而越大。
对于收入有限的家庭而言，小病或许还能承担，但真正遭遇重病时，医疗保障却不足以解除家庭的经济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长期存在干部医疗、特殊医疗保障以及所谓“高干病房”等制度安排。
一些高级干部能够享受到的医疗资源、专家条件和保障水平，与普通居民显然并不完全处于同一层级。
因此，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该不该参加医保”，而是：
既然缴费强调人人有责，那么医疗保障为什么不能更加公平？
法律要求人民承担义务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让权利也得到平等保障。
四、纸面上的平等与现实中的权利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同时也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些原则本身没有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否在现实中得到有效保障。
中国各地都有公安机关、法院、纪委以及信访部门，理论上已经建立了一套庞大的行政、司法和监督体系。
然而现实中，仍然有大量群众在地方问题得不到解决之后，不得不层层上访，甚至前往北京寻求解决。
这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权利条文，也不等于权利能够真正实现。
五、真正的问题是：法律究竟约束谁？
《国防动员法》和《医疗保障法》分别涉及完全不同的领域，但背后反映出的逻辑却十分相似：
当国家需要社会承担责任时，法律往往规定得越来越具体；
而当公民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实现权利平等时，相关保障却远没有那么有力。
谁制定法律？谁解释法律？谁监督法律执行？当掌握权力的人违法时，又由谁真正追究他们的责任？
如果人民只能服从法律，却无法通过真正有效的政治制度改变立法者、监督执政者和制约公权力，那么法律最终就很容易从保护人民的工具，变成维持权力秩序的工具。
结语
法律存在的根本意义，应当是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公共权力，而不是不断扩大国家控制社会的范围。
在我看来，中共现行政治体制下最大的问题，正是权力缺乏真正独立而有效的制约。
只有当人民拥有真实的选择权、监督权和问责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才不会只停留在纸面上。
当法律越来越强调人民应当承担什么，却无法同等有力地保证人民能够监督政府、追究权力责任，那么所谓“依法治国”就变成“依法统治奴役人民”。
张磊
2026年9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