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运动、饥荒与文革，到疫情封控与权力集中
作者：赵燕涛 编辑：吕聪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七十七年过去了。
但如果我们要理解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一切，就不能只从1949年开始。
我们必须把时间拉回到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等敌后地区建立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给日军造成了军事压力，但与此同时，敌后地区也成为战争和日军报复的重要空间。
扫荡、报复、屠杀，最终承受巨大代价的，不只是军人，也包括大量普通中国平民。
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抗战也是一个扩大根据地、发展组织、扩大政治影响的重要历史阶段。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完全孤立地发展起来的。
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长期与中共保持政治、组织、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联系和支持。
这些国际关系，同样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后来取得政权的重要历史背景。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
国共内战再次爆发。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
然后，中国进入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
土地改革。
反右运动。
大跃进。
人民公社。
文化大革命。
计划生育。
这些运动，深刻改变了无数中国普通人的命运。
土地改革时期，大量地主遭到财产没收、批斗和处决。
阶级身份开始成为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重要因素。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大量知识分子因为发表不同意见而受到政治迫害。
然后，是大跃进。
全民炼钢。
人民公社。
粮食产量层层虚报。
政治口号取代了经济规律。
最后发生的，是大规模饥荒。
学术研究对于具体死亡人数存在不同估计，但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造成巨大非正常死亡的历史灾难。
我的家族，也有人在那场饥荒中饿死。
对别人来说，它可能只是历史书上的一个数字。
对我们家来说，那是一个永远回不来的亲人。
然后，是文化大革命。
批斗。
抄家。
武斗。
政治迫害。
知识分子遭到打击。
普通家庭被卷入政治斗争。
而在一些地方，暴力甚至发展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1968年，广西武宣发生严重的集体暴力和杀戮，甚至出现了食人事件。
人被杀害。
尸体被肢解。
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这不是文学故事。
这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后来，是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强制执行过程中，一些家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也留下了长期的人口结构问题。
再后来，是新冠疫情。
疫情本身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
但疫情期间采取的治理方式，同样值得历史检验。
封城。
封控。
健康码。
大规模核酸。
一轮又一轮的全民检测。
一些地方甚至长期实行常态化核酸。
当核酸检测成为维持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时，它也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经济活动。
问题因此出现了：
如此巨大的公共资源投入，到底有多少真正用于保护人民？
公共财政应该接受什么样的监督？
检测机构、地方政府和相关利益链条之间，又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审查？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所有财政问题都归咎于核酸，也不能把养老基金的问题直接说成是被核酸“掏空”。
但有一点非常明确：
老百姓辛苦工作一辈子缴纳的养老保障资金，必须受到严格监督。
因为那是普通中国人的养老钱。
不是任何机构可以随意支配的钱。
而今天，我们还必须面对另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
谁来监督权力？
谁来约束权力？
谁来保护普通人的权利？
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删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2023年，习近平获得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
于是，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如果最高政治权力可以长期延续，
谁来真正限制权力？
谁来真正监督权力？
七十七年的历史，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土地改革中的死亡。
反右运动中的沉默。
大跃进和饥荒中的饥饿。
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
广西武宣发生的食人惨剧。
计划生育留下的家庭创伤。
疫情时期的封控与核酸。
以及今天仍然存在的言论审查和政治控制。
这些，都应该被记住。
因为历史不是宣传口号。
历史也不是某一个政党的私人记忆。
历史属于每一个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
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应该被记住。
那些曾经遭受迫害的人，应该被记住。
那些因为一句话、一个身份、一个家庭背景而改变命运的人，也应该被记住。
一个真正成熟的国家，不应该害怕人民讨论自己的历史。
一个真正有尊严的社会，不应该害怕人民追问权力。
我们希望有一天：
人民可以自由表达。
法律可以真正约束权力。
公共资金可以受到公开监督。
政治权力可以受到制度制衡。
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不再因为政治标签而被决定。
七十七年过去了。
历史还没有结束。
中国人民对自由、尊严、法治和民主的追求，也不应该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