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燕涛 编辑：吕聪
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习近平为什么不断集中权力、打破过去形成的任期惯例，甚至走向长期执政，那么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习近平真正恐惧的，究竟是什么？
这并不一定只是对权力本身的渴望，更可能是一种来自政治环境的深层不安全感。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历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权力高度集中，而政治斗争往往围绕个人、派系和政治集团展开。一旦一个人站到了最高权力的位置，他获得的权力越大，也可能意味着他离开权力之后所面临的风险越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长期掌权可能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逻辑：
只有继续掌握权力，才能保护自己；只有控制整个政治体系，才能防止未来的政治清算。
事实上，学术研究也注意到，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权力明显向最高领导人集中，而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任期、退休和相对制度化的领导人交接机制，也出现了重大变化。2018年，中国取消了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宪法限制。(剑桥大学出版社)
但是问题在于：
权力真的能够带来永久安全吗？
中国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几乎每一个王朝建立的时候，都曾经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千秋万代；每一个最高统治者，也可能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长期掌握权力。
可是历史从来不会按照个人的计划发展。
秦朝没有千秋万代，汉朝没有，唐朝没有，明朝没有，清朝同样没有。
一个统治者可以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极致，却无法真正控制历史。
因此，我认为习近平真正需要面对的，也许不是“如何永远掌握权力”，而是：
如何建立一个即使自己离开权力，也能够保证自己、家人以及整个政治集团安全的制度。
这才可能是所谓“核心恐惧”的真正出口。
那么，救赎之道在哪里？
我认为答案恰恰不是继续加强个人权力，而是彻底改变产生这种恐惧的政治环境。
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真正稳定的宪政制度、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公开透明的政治程序，以及和平的政党轮替机制，那么一个领导人就不需要依靠终身执政来保护自己。
因为在民主制度下：
政治失败不等于人生失败，失去权力也不等于失去安全。
一个人今天可以是总统，明天可以成为普通公民；一个政党今天可以执政，明天也可以成为在野党。
这种制度真正解决的，是政治斗争中最深层的恐惧——
“如果我失去权力，我会不会被报复？”
所以，如果习近平真的希望解决自己的长期安全问题，我认为最值得考虑的道路，并不是继续把权力集中到个人手中，而是利用自己现在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推动中国完成一次和平的制度转型。
从一党长期执政，逐渐走向真正的政治竞争；
从个人权力至上，走向宪法和法律至上；
从政治斗争，走向制度竞争；
从权力交接依赖个人安排，走向通过选举实现和平交接。
至于军队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也应该最终走向国家化、制度化和非党派化，并通过和平、渐进、可验证的方式完成权力转移，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或者政治清算解决问题。
这可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赎”。
不是让一个人永远掌权，而是让一个人即使放弃权力，也依然能够获得安全。
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建立一个让执政者敢于下台、让反对党敢于参选、让军队不介入党派斗争、让司法不成为政治报复工具的现代政治制度，那么中国几千年来“胜者为王、败者遭殃”的政治循环，才有可能真正结束。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真正需要战胜的，或许并不是某一个政敌。
而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政治恐惧：
对失去权力之后遭到清算的恐惧。
而真正能够终结这种恐惧的，也不是更加集中的权力。
恰恰相反——
是建立一个即使失去最高权力，也能够安全离场的民主制度。
这或许才是习近平个人的出路，也是中国政治文明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