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磊 编辑：吕聪
走出中国以后，我逐渐明白：跨越国境线与彻底走出恐惧，并不是同一件事。 肉体虽置身自由之地，但过去几十年灌输的心理习惯依然如影随形——开口前习惯性地衡量代价，目睹不公时下意识地劝诫自己别惹麻烦。这种自我审查的本能，正是庞大国家机器施加给普通人的制度化心理烙印。
我是中国民主党党员张磊，一个生于湖北、长于湖北的普通人，也是一名父亲。在第816次茉莉花行动中，我们声援了十位湖北政治良心犯。作为带孩子离开家乡的人，常有人问我为何远走他乡？我的回答很简明：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将来生活在一个将“说真话”视为危险特权的社会。 我希望他们能坦然追问、合法质疑，不必在幼年时就学会戴上面具、隐藏思想。
我们声援的这十位同胞，职业与信仰各异，但追求极其纯粹：自由表达，依法维权，按照良知生活。人权绝不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服从权力。如果言论自由只留给“被许可的人”，那么这种自由随时会被剥夺。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极其残酷——被噤声、被监控、被重判。我们不应将他们机械地塑造成无所畏惧的“崇高英雄”，他们也是有软肋、有牵挂的凡人；每一个被判决书替代的名字背后，都有一个陷入沉重生计与漫长等待的家庭。记着受难者名字的同时，我们更应当看见并担当那些与他们共同承受体制代价的无辜家人。
权力为何要持续打压人权律师、维权人士与独立公民组织？其核心目的在于制造社会的“原子化”。当律师为弱者辩护、公民彼此互助时，社会便产生了横向的信任。而统治者的策略，正是要撕裂这种横向纽带，摧毁自发组织，让每个人在面对不公时孤立无援。久而久之，沉默从被迫的防御演变成群体性的习得性无助，恐惧便成为了低成本统治的工具。
在海外拥有了表达空间后，我常思考该如何使用这份自由。“走出国门，就不要再把沉默带在身上”，这首先是对我自己的警醒。我们没有资格要求国内同胞冒同样的风险，也不必简单地用“勇敢”或“懦弱”评判个人抉择。行动的样式可以多元：公开呼吁、整理档案、翻译文献、资助家属，行动形式有别，但道义承担无尊卑。一次集会、一篇文章或许无法立刻推翻专制的高墙，但持续的记录与讲述，是对抗遗忘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向黑暗中的同胞递送的一缕曙光。
今天我站出来发声，并非因为我比别人勇敢，而是因为我深知恐惧对人性的扼杀。也许有一天，当孩子们长大问我：“当有人因说真话而坐牢时，你做了什么？”我希望能够坦然回答：“爸爸也许没有能力凭一己之力改变那个体制，但爸爸从未选择视而不见。”
荆楚有声，良心不孤。愿我们的下一代，终将不必再为了自由而背井离乡。
